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2022-2023学年高二下学期历史期末试题

甲骨文是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其内容绝大多数是王室向上天祈祷或者祭祀的卜辞。这表明，商朝时期（ ）

 周代通过分封，使姬姓周人的亲族迅速遍及天下，北起燕山，南至汉水，西起陕甘，东到齐鲁，到处都楔入了姬姓人群。这说明，分封（　　）

西周诸国与中央之关系，大略分为甸、侯、卫、荒四种：甸为王畿内之采邑，侯即诸侯，卫盖旧部落之为附庸者，荒则封建所不及之边地也。中央则以朝觐、巡狩等制度以保主属关系。这表明西周（ ）

《史记·周本纪》正义云：“武王娶太公女为后。”此后，周齐世代通婚，结为甥舅关系。周灵王时期，周王室“求后于齐”，主动向齐国提出联姻。这说明西周：（   ）

 西周时期，绝大多数世官只能传承三代，且世袭权利仅作为贵族子弟可以进入政府的资格；嫡长子仅具有继承祖、父辈职务的优先权，要想获得天子的册命则更看中个人的能力。这种做法（　　）

 秦统一后，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既有直达九原的“直道”.又有攀越五岭的“新道”，从而把全国各地紧密联系起来。秦朝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是（　　）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曾经用这样的话形容秦代的皇帝制度：“法令出一”、“别黑白而定一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据此可知（　　）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郡县长官大部分出身仍是以贵族为主，但都必须通过任命才能成为国家官员，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之中，而且必须远离自己的故乡，直到卸职才允许返乡。这种规定（　　）

秦始皇设御史大夫，由左右亲信出任，负责起草诰命文书，皇帝制书、诏书下达也多由御史大夫承转。有些政事皇帝不愿差使丞相，会直接交给御史大夫办理。由此可见，秦始皇设立御史大夫的目的是（  ）

 湖北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载：吏有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由此可知当时（　　）

 汉代，“群臣上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且规定不同事务的上奏文种，均有严格的书写格式。这一做法表明，汉代（　　）

 汉武帝时，“诸侯之嫡长继为诸侯，而其支庶亦各有觊觎侯位之心。有父母者同爱其子，不愿专传重于嫡子，而亲视其支庶为庶人。”面对此状况，汉武帝采取的措施是（　　）

 在西汉，刺史每年8月“巡行所部郡国”，“秋冬遣无害使”审察案情，至于突发的案情或农民起义，派临时突击督察，如武帝时派绣衣御史去镇压农民起义。这说明西汉时期（　　）

 东汉中期始，皇帝借宦官以抗外戚，其权势日益增强，桓、灵帝时，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党羽布列朝廷州郡。这主要反映了（　　）

 汉代三公、刺史、太守等官员可以自辟属吏，被辟举的人即为举荐者的故吏。故吏一经辟置，即与举荐者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一些大家族，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等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这说明（　　）

太宗时，任命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此后，任何官吏，只要在他的原有官衔之下加上一个“参议朝政”或“平章政事”之类的名号，便是实际的宰相。这说明唐朝（   ）

 贞观年间，分置十道，设按察使、采访使等官职。开元年间“按察、采访等使以理州县，节度、团练等使以督府军事。租庸、转运、盐铁等使以毓财货。其余细务因事置使者，不可悉数。”这说明（　　）

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久，唐朝都城长安失守，唐玄宗在流亡四川的途中，下诏赋予各节度使以自调军粮、任免辖区内官吏、主管辖区内赋税徭役征发等职能。这一措施的实行（   ） 

宋代枢密院的下属机构主要是各个房，宋初有兵、吏、户、礼4房，后来陆续增加，最多时达到25房。此外，还有若干司，如承宣司、兵马司等，南宋时，又添设宣旨院和省马院。由此可见，宋代枢密院的机构设置（ ）

宋代诸州除设知州外，另设“通判某州军州事”，简称通判，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国朝自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尝与知州争权。”据此可知，宋代（   ）

 元代的行省制打破了历代地方政区划分多依赖于“山川行便”以及人为传统的思路，作为军事镇戍区，根据需要，大开大合，不使某一大省区完全掌握一形胜之地。该做法（　　）

 明成祖时期，阁臣不得直接管理六部诸司事物，诸司奏事也不得通告阁臣，但阁臣“裨益不在尚书下”，“自正统后，始专命内阁条陈”。据此可知，明代内阁（　　）

 有学者指出，明朝皇帝的批红权原则上不可超越票拟而径自为之，君主如主动下手诏处理政事，必须送内阁“商榷可否”，内阁如不同意，便可将手诏“封还”，拒绝拟旨。这一观点体现了明代（　　）

从1730年到1911年，陆续有150人担任军机大臣之职，其中满族70人，占总数的46.7%； 汉族 69 人，占总数的 46%；蒙古族 10 人，占总数的 6.7%；族籍不明者 1 人，占总数的 0.6%。据此可知，清代 （   ）

有学者指出，尽管“军机处的设立无疑与雍正年间西北两路用兵密切相关”，但其“本质并不在军事，而在有‘承旨办理机务’之名的秘密政治”。由此可见，军机处的设立（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从岳麓书院收藏的秦简《尉卒律》（内容多为秦统一前后的律令）的规定来看，秦在里吏任用上有意避开地方豪强，推行里吏与帅豪（地方的社会领袖）分离、行政权与社会性权威分离的新政策。《商君书》有《去强》《说民》《弱民》三篇，文句相关，主旨相近，都是讲治国为君要干预和削弱民间社会共同体内部的自治秩序，使之无力抗拒国家统治，从而为国所用。就制度设计而言，秦的立法者为了控制基层社会，希望在官僚行政系统之下塑造出一个驯服的里吏层级，他们的权力完全来自上级，因而绝对服从，为上级监管邑里，控制民众。 

——摘编自陈侃理《秦汉里吏与基层统治》

材料二：在历史的长河中，宗族及其领袖——乡绅是发展地方自治，推动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明清以降，宗族组织不仅遍布中国乡村，而且迅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国家政权仅到县一级，县以下则主要依靠乡绅领导的宗族组织的自治。国家在县以下虽然也设立保长、里长之类，但人数极少，且只负责赋税以及兵役、劳役等重大的国家事务。其他诸如和谐稳定、文化教育、扶贫济困等，则完全依赖宗族等社会组织。 

——摘编自韩海浪《宗族与古代基层社会治理》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初立九品，按人才优劣定品第，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汉末察举制被名门士族所操纵的弊端。但九品中正制中各地中正的人选皆由在朝为官的世家大族兼任，人才的任用升降实质上仍然完全掌控于门阀士族的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巩固和加强集权显然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庶族地主的力量却在门阀士族逐渐衰弱的趋势下不断壮大，他们对于选官制度产生了新的政治诉求，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摘编自李烁《浅析唐朝科举制度与朋党政治》

材料二：宋代建国以后，充分吸收了唐、五代时科场积弊的教训，在科举考试中采取了一系列防微杜渐的措施，比如锁院（知贡者受任，则锁居贡院与外界隔离，有时多达50天）、弥封、誉录（设誉录院重新誊写考卷，以免考官认识笔迹）、别试（举人与考官有亲戚关系，则别置考场考试）等制度。据统计，宋代科举每年取士360多人，是唐朝的4.5倍。“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也许解送”，甚至“狞干黥吏之子”“以屠杀为业”之人也可以参考。南宋宝祐4年（1256年），录取了601名进士中，其中平民出身的就有417人。 

——摘编自陈峰《宋代科举考试制度》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按唐制，由吏部考功司主管官吏考课事宜。三品以上官由皇帝亲自考核。考课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各部门的主管长官根据国家规定的“四善”、“二十七最”的标准，对所属的流内官进行年终考核。考课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法，“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经过考核，定出上、中、下三等九级，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考课标准和奖惩办法。唐朝考课，前期过严；“安史之乱”以后，则失之于过宽。 

——摘编自张晋藩《考课：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重要制度》

材料二 按宋制，于州上设“路”，为地方最高一级政权。路设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使、提举常平使分别执掌军政、财政、司法等事，号为“监司”，互不统属，相互监督，各自对皇帝负责。监司负责考课州县，监司之间也实行互监法，以防止失监、漏监。但宋朝从太祖时起，便优待职官，一入仕途，不问治绩劳逸，只要无大过错，照例文官三年一升，武官五年一迁，“贤愚同等，清浊一致”。虽有考官之法，大都流于形式。 

——摘编自张晋藩《考课与监察：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法律传统》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明朝的“中国”多为“中央之国”之意，乃天下的“中心”。“中国”的周边则居住着“四夷”或“四裔”，是王朝的边缘。“中国”与“四裔”共同组成了王朝。清顺治、康熙两朝将自己定位为入主中国.他们是赶走“闯贼”，取代明朝成为中国的统治者。雍正帝则对在传统大一统观下如何构建满洲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辨析，并将清统治者“入主中国”的理念向“我本中国”的理念转变推进了一大步。综观雍正皇帝对于满洲与中国关系的理论体系主要基于三大方面：一是“华夷一家”“我本中国”；二是“清朝即中国”；三是有德者君天下，“夷”也可以统“华”。 

——摘编自武沐、杨博皓《明清两朝中国观对比研究》

材料二：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在土司地区行政管理上的做法是，在西南边疆重要地区设置与内地相同的郡县，并任命流官，形成土官与流官联合治理西南边疆地区的态势。在西藏东部地区与川西藏族地区实施了政教合一制度，在川、青、甘、滇藏区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土司制度。到了清朝中晚期，清政府在面对农民起义冲击、西方列强入侵的情况下才一改过去“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在川西北地区强力推动改土归流，迅速推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效推动边疆内地一体化。 

——摘编自李良品、谈建成《“因俗而治”：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