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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随着西方逻辑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应用，运用中西比较方法进行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成果大量涌现，出现了单一运用西方传统逻辑知识框架来解读中国古代逻辑的现象。但就语言文字、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这一套完整论式来说，中西方存在着巨大差异：西方话语体系是以符号语言和形式逻辑作为基础的，西方的思维方式注重演绎分析、科学理性；中国话语体系则是基于汉民族语言的象形文字和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并重的思维逻辑基础，中国的思维方式偏重综合归纳、辩证整体。因此，单一地追求中西逻辑思想之“同”，难以揭示中国古代哲学、逻辑思想的全貌。
②中华经典文献卷帙浩繁、学理深晦，梳理研究工作可谓艰难。目前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成果涉猎的文献倾向于逻辑思想比较突出的文献案例，大多还是碎片化、未成体系的，较难呈现出一条清晰确切地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学派、人物之间逻辑思想关联起来进行比较分析的思路和方法，很难从历史广度中看清一种逻辑思想的传承演变及其现实价值。此外，在立足中华经典文献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自身特点时，又容易出现拒斥中西比较研究或者片面“求异”的现象，这也不利于全面认识中国古代逻辑的价值和意义。在运用中西比较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需要重视中国古代逻辑形成与发展的思想渊源和历史情境。百家争鸣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水深火热，“救世”的现实诉求对于诸子言说论辩、思想交锋起到了支配和驱动作用。将中国古代逻辑规则与西方的形式逻辑进行比较时，忽视中国古代逻辑形成、应用和发展的具体实际境况，诸子的政治伦理主张，中华民族的思维偏向等问题，难以窥见中国古代逻辑的特殊样貌。
③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底层思维逻辑，不仅有言说论证需要遵循的逻辑规则，还包括明辨是非的标准以及政治伦理的应用逻辑等，这其中具有与西方逻辑学相通之处，更深层地揭露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广泛存在的政治伦理主张和道德价值标准。譬如，理解了墨家“利民”的哲学理念才能全面理解墨家“真”的概念，讲通《墨经》中所说的“盗，人也”但“杀盗，非杀人也”这种“侔”式推论“是而不然”（前提真，结论假）的情况，墨家强调兼爱、周爱，以天下人互惠互利为结果，盗危害国家和百姓利益，爱盗的“爱”是体爱、别爱，所以爱盗不是爱人，墨家在此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价值判断标准。可见，墨家已将有效推理论证的语形与判定是非的语义统一起来加以实际应用，将逻辑论证、是非判断与政治哲学观贯通起来，以伦理道德为衡重标准。
④墨家逻辑正是从推理论证的形式有效性（语形）、是非判断标准（语义）以及政治伦理的应用逻辑（语用）三个层面构成了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底层思维逻辑支撑。再如，理解了墨家不仅有明辨是非真假的矛盾律和排中律思想、理性求真的品质，也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主流的辩证思维，才能讲通为什么《墨经》既讲“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辩论双方必有一真一假，“辩”学要“明是非之分”“明同异之处”，也讲“同异交得”，“权者两而勿偏”，考虑利害两边各不偏废。可见，中华文明话语体系背后有“非此即彼”的逻辑规则也有“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以话语体系建构为视野进行研究，或许更容易看到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真实性、本土性、应用性的元素，同时不失中西比较的方法，为中国古代逻辑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入多元动力。
⑤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一脉相承，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并未随着学派的衰微而磨灭。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诸子百家不仅彼此影响，也都继承了中华先民的逻辑思想。中国古代逻辑借助诸子之间言说论证和思维逻辑的交锋碰撞得以传承与发展，铸成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底层思维逻辑。
⑥中华经典文献是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逻辑是建构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底层思维逻辑支撑。立足中华经典文献，聚焦中国古代逻辑的重镇——墨家逻辑，以其形成与发展为研究线索，探索中国古代逻辑的形成、应用、影响与发展。梳理不同时期中华经典文献中碎片化、未成系统的逻辑思想，并对不同时期、学派、人物之间的逻辑思想进行比较分析，结合现实境况，总结其中发展演变的联系和规律，从语形、语义、语用三个层面呈现出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底层思维逻辑。这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史的一条线索，也是探索中国古代逻辑现实价值的一条思路。
（摘编自杨武金、梁超《中国古代逻辑研究路径再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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